“对于行业主管部门，像我们的足协，如果真的有钱，我希望你们能给这个行业注册的教练员最基本的生活补贴。这些注册的教练员都是有数据可查的，哪怕你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给他们发一千块，都会让人觉得暖心，让教练对这个行业多一份热爱。实际情况呢？一切都没有，他们就像弃子一样，无人搭理。”
根据中国足协去年公布的2018年的财务报告，足协的各项收入合计8.4亿元，总支出8.64亿元。支出项最少的是专业人才培养，占比1.6%，其中教练员的培训支出是最少的，只有360万元，占比0.41%。
而在中国足协最新发布的《教练员经费培训管理规定》中，教练员的培训支出主要是用于讲师等人员的酬金、食宿差旅、学员装备费等等，并没有涉及基层教练员的补贴。
失血
如果把教练比作枪虾的话，那么青训俱乐部就是虾虎鱼，两者合作无间，互利共生。一旦教练员失业转行，等待俱乐部的便是寒冬。
“疫情期间周围的很多青训老板纷纷转行做其他买卖的。比如去卖海鲜，倒卖口罩，也有直接把整个青训业务卖掉的。”从一月底开始，俱乐部的各项业务全面停摆，梁剑锋的俱乐部近半年没有收入。
梁剑锋
这家拥有30多名教练，外加七八名行政管理人员的青训机构，在过去近半年时间里已经亏损了40多万，月均亏损10万以上。
“疫情期间我们是按照最低成本运行，员工有3000的基本工资，教练之前是1500元的补助，最近两三个月开始按3000发放，还有五险一金的费用以及俱乐部的租金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开支。”
由于骏辉俱乐部的教学场地多数是与学校合作，青训业务何时恢复取决于学校，更取决于疫情。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北京的火龙果青训俱乐部。
“我们俱乐部有五个合作地区，其中四个是跟学校有关的，北京的学校不复课，那么正常的业务就无法开展。如果学校开学遥遥无期，青训俱乐部也是遥遥无期，目前的所有业务都停滞了。”
王玉宇的俱乐部也跟梁剑锋一样，近半年也亏了几十万。在与王玉宇的交流中，他告诉我们像火龙果情况一样差的俱乐部很常见，但并非是多数俱乐部的状态。
“中国目前的青训俱乐部有几种结构。一种是有办公室、有专职教练，给他们买五险一金的，这类是算规范的，大约只有一成。剩余的很多俱乐部都是不规范的，日常的运营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专职教练，都是兼职教练，也没有五险一金的负担。”
“因此就造成了大部分不规范的青训俱乐部，在疫情期间是没有场租的成本，没有人工的支出，等于俱乐部是没有负担的，他们可以无限期地等下去，我们这种就不行了。”王玉宇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