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体制的衰落和欧洲共同体的兴起，利物浦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1981年，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倡导利物浦“有节奏的衰落”，加速了人口的下降。从那时起，反对撒切尔的声音就在利物浦响起。
利物浦的城市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20世纪70年代，利物浦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但纳尔逊仍然记得那段充满激情和天真的时光。因为就在那时，他成了利物浦的球迷，并开始了他的工作。1973年，在纳尔逊16岁生日之前，他成为哈里森航运公司的一名雇员，此时，该队即将赢得等待了七年的顶级联赛冠军奖杯。
纳尔逊在航运公司的工作使他与码头工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有洞察力的人，就像“从穆尔西石灰岩中雕刻出来的人物”。
他仍然记得当他刚刚成为学徒，智利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校赶下台时人们的反应。当时，许多智利水手害怕皮诺切特的行刑队，拒绝从利物浦返回智利。为了确保他们能留在利物浦，水手胡里奥·奥雷连诺在哈德曼街开了一家以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命名的餐馆。这家餐厅已经经营了近25年，为利物浦丰富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是这个背景和这个故事让尼尔森和其他利物浦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纳尔逊来自布特霍斯码头的工人家庭。当他谈到他的利物浦球迷时，他也谈到了码头的故事。他记得归来的水手自豪地出现在沃尔顿·布莱克路两边的酒吧里。“他们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在马瑙斯这样的城市工作的感觉。因此，利物浦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
希尔斯堡惨案仍然是利物浦人心中的一大痛苦
尽管由于希尔斯堡惨案，利物浦似乎比任何其他球队都更加政治化，但纳尔逊的话提醒你，在灾难发生之前，政治情绪早已在利物浦蔓延，这场灾难让球迷对利物浦和英国当局之间的关系仍有深远的影响。
尼尔森说，纽约或蒙巴萨的码头工人面临着与利物浦工人相似的现实，这在整个旧世界促进了工会主义，这意味着那些智利水手到达利物浦时受到了良好的待遇。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利物浦码头和汽车厂之间的纠纷，政治化出现了。尼尔森认为工人们在周末开始转向古迪逊公园。
周六，尼尔森通常在早上8: 00打卡，然后下午1: 00打卡，然后穿过码头路和德比路，沿着喷泉路或兰伯特路去安菲尔德。他回忆道:“当时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粉丝。”
尼尔森认为利物浦球迷擅长唱歌的名声来自港口，因为港口工人喜欢唱歌。“比赛日，比赛将从酒吧开始。喝了几品脱酒后，我们会变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会去体育场。”
尼尔森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当球队表现好的时候，整个城市的气氛将会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它帮助许多人保持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