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会把苏波托放在按摩台上，我们会坐在那里，呈L形。他让我们成为红队，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白队。在我在利物浦的七年里，我从未听过佩斯利、法甘或莫兰谈论过这样的会议。
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因为现代玩家需要确切地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需要知道对手的战术体系和对手球员的实力。他们想看比赛录像，想知道对手的一切，但我们恰恰相反。
佩斯利、法甘和莫兰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支比其他对手更好的球队，只有当我们没有对手可以努力的时候，我们才会被他们打败。他们让我们的球员承担击败对手的责任。我记得他们只给过一次战术指导，那就是1981年欧冠半决赛对阵拜仁慕尼黑。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们在安菲尔德与拜仁慕尼黑的比赛是徒劳的。第二轮比赛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当我们即将出现在体育场上时，佩斯利突然说，“等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安排萨米·李专注于保罗·布赖特纳。萨米·李耸耸肩，我们都笑了。
1981年，索内斯成为利物浦队长。
在利物浦的七年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似乎在担心对手的实力。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事情，但很少涉及战术。我们的定位球只有一个套路，他们称之为“欧洲任意球”。每个人都会跑，而菲尔·尼尔可以在右边自由移动。就这么简单。他们会说，“你是决定定位球成败的人。当你任意球时，你能看到什么？”
他们总是传达这样的观点:在死球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球员们以此为借口偷懒。莫兰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寻找刺激。他的意思是，一些球员在开球、任意球或扔定位球时会显得无精打采。
他们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保持专注，我们的对手将无力对抗我们。他们也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比对手更努力，那么我们会赢得比赛，因为我们比对手更优秀。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利物浦是英国最成功的俱乐部。
人们会说一个团队总是需要改进，但是佩斯利、法甘和莫兰如此信任我们，以至于我们觉得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当时我们不是非常专业的球员。我们将在周二比赛后出去喝酒，周六晚上再做同样的事情。
我记得在考文垂的一场比赛。中场休息后，我们以0比3落后。当我们进入更衣室时，我们都非常生气。我和达格利什发生了冲突，队友们不得不把我们分开。莫兰和法甘在那里踱来踱去，对自己说，“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们说了四五次，然后佩斯利进来说，“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听了七八遍之后，我说，“我们的效率有什么问题？”
“很明显，你没看见吗？”
“不！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你打得一塌糊涂！”
